最初，手机使用的是模拟蜂窝通讯系统，其工作频率为450 MHz和900 MHz。第二代为数字蜂窝通信系统, 如全球移动通讯系统(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 GSM), 其工作频率为900 MHz和1 800 MHz。第三代手机使用的是3G或通用移动通信系统(univers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 UMTS), 其工作频率为1 900 MHz或2 100 MHz, 最新的4G频率为800 MHz或2 600 MHz。手机辐射从本质上讲是电磁波，属于射频辐射(radio frequency radiation, RFR)，为非电离辐射的一部分，不会产生电离作用，主要生物效应为热效应。手机使用时产生的射频电磁场(radiofrequency electromagnetic fields, RF-EMF)对生物体的作用一般靠特异性电磁辐射吸收率(specific absorption rate, SAR)来衡量，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ICNIRP)规定的局部暴露限值是2 W/kg。

胶质瘤是最常见的原发性颅内肿瘤，恶性脑肿瘤也多见于胶质瘤，尽管发病率低，但具有极高的致残率和致死率。WHO(2016)中枢系统肿瘤分类中，胶质瘤分为Ⅰ~Ⅳ级，Ⅰ级：如毛细胞型星形细胞瘤；Ⅱ级：如弥散性星形细胞瘤；Ⅲ级：如间变性星形细胞瘤；Ⅳ级：如胶质母细胞瘤最常见。其中Ⅰ~Ⅱ级为低级别胶质瘤(low grade glioma, LGG)，分化良好，预后较好。Ⅲ~Ⅳ级为高级别胶质瘤(high grade glioma, HGG)，预后较差。胶质瘤的发病机制尚不明了，确定的危险因素为电离辐射和一些罕见遗传病，如神经纤维瘤病，结核性硬化疾病等。

涉及手机辐射和胶质瘤发病的流行病学研究随着手机的诞生就已开始，绝大多数采用了病例对照研究，并通过比值比(odds ratio, OR)来估计相对危险度(OR>1时，说明暴露因素是危险因素，值越大危险度越高)。而少数也从其他角度探寻了两者关系，下面选取近年来国内外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研究。

INTERPHONE团队由13个国家的16个研究中心组成，于2000~2004年由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协调共同对手机使用和脑瘤风险的关系进行研究，该团队采用基于面谈的病例对照研究，病例组中胶质瘤病人占一半以上。其主要研究成果于2010年发表，与胶质瘤相关的结果显示^[1]：规律使用手机者，OR为0.81，95%CI为(0.70~0.94)，而手机使用不少于10年的参与者，OR为0.98(95%CI 0.76~1.26)，但在累积使用≥1 640 h时，OR增加到1.40(95%CI 1.03~1.89)。总之，结果表明手机的使用和胶质瘤风险并无联系(OR < 1，为保护因素)，尽管在最高暴露条件下，胶质瘤风险有所增加，由于偏倚和误差的存在，尚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

INTERPHONE团队的结果发布后，HARDELL等^[2]很快对此结果做出了回应，他们再次分析了此前在瑞典国内的病例对照研究数据(1997~2003年)，并选择了相同年龄段(30~59岁)的组别与INTERPHONE团队的结果进行比较。尽管部分结果相似，但研究指出，相比较而言INTERPHONE团队的参与率较低(胶质瘤病例组为64%，对照组为53%)可能会导致选择偏移，由于INTERPHONE团队未采取盲法，可能导致观察偏移。值得一提的是HARDELL等研究的参与者年龄段较广，不过和INTERPHONE团队相比其样本数明显偏少。

2015年YOON等^[3]参照INTERPHONE团队的方法在韩国国内针对胶质瘤患病风险和手机使用进行了一项病例对照研究。结果显示手机使用和胶质瘤患病均没有关联。不过他们也发现了使用手机的同侧身体发病风险有轻微增加。此研究重复了INTERPHONE团队的部分结果，而对于INTERPHONE团队各种偏移的存在，统计学研究给出了一些答案。TURNER等^[4]对INTERPHONE团队中的5个参与国的数据通过修正偏移后，结果基本相同，长期使用手机者和最大累计使用者的OR值略有升高。而MOMOLI等^[5]应用多偏移概率模型处理INTERPHONE团队在加拿大的研究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偏移后，结果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不过也同样出现了相似的OR略微升高。由此可见，在修正偏移后，尽管累计最高使用时出现了正相关，但规律使用时出现的保护作用还有待解释，所以仍不能由这些结果得出结论。

在法国的4个地点开展了一个名为CERENAT的多中心病例对照研究，时间为2004~2006年。受试者以面对面的方式填写一份详细的问卷。总共有253例胶质瘤和194例脑膜瘤和892例对照。其2014年发表的与胶质瘤相关结果显示，规律使用手机时，OR为1.24(95%CI 0.86~1.77)，而累积使用≥896 h，OR为2.89(95%CI 1.41~ 5.93)，拨打电话次数≥18 360次时，OR为2.10(95%CI 1.03~4.31)。这些研究结果和HARDELL等^[2]的比较接近，也支持了INTERPHONE团队最高累计使用出现的较强关联。基于CERENAT等研究结果，MORGAN等^[7]呼吁将RF-EMF划分为2A类“可能”致癌物。此前, 在2011年IARC已将RF-EMF归为2B类“可能”致癌物^[8]，主要基于HARDELL和INTERPHONE团队的研究。

HARDELL等早在90年代便展开了关于手机辐射和脑瘤发病风险的研究。分别在1997~2000年和2000~2003年及2007~2009年进行了以病例对照为主的研究，结果都显示了手机使用和胶质瘤的发病风险增加有关^[9-10]。其2015年发表的文章，综合了此前在瑞典国内的研究数据。与胶质瘤有关的结果^[11]显示：手机使用增加了胶质瘤的发病风险，合并OR为1.3(95%CI 1.1~1.6)，潜伏期(首次使用到发病)>25年的小组，OR为3.0(95%CI 1.7~5.2)。累积使用每增加100 h和潜伏期每增加一年，都会使OR在统计学上显著增加。胶质瘤在使用手机的同侧身体发生的结果比对侧高，OR为1.8, (95%CI 1.4~2.2)，在颞叶出现的OR最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岁以前初次使用手机的OR比之后使用都要高。

此次总结所选取的研究均采用以人群为基础的对照，手机和无绳电话的使用通过自填问卷来评定(参与者并不知道自己患病与否，即单盲法)。虽然合并后病例组年龄段并不相同(1997~2003年组为20~80岁，2007~2009年组为18~75岁)，但HARDELL等^[11]对此也做出了统计学上的调整，并综合考虑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性别、诊断时间、社会经济状况。最终病例组有1 498人(参与率89%)，对照组3 530人(参与率87%)，弥补了之前样本量不足的缺陷。

基于自己和他人的研究，2017年CARLBERG与HARDELL，应用Bradford Hill标准对移动电话和无绳电话使用与胶质瘤发病风险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判定，具体如下^[12]：(1)强度方面，Meta分析后(包括INTERPHONE团队、COUREAU、HARDELL等)，在最高累计使用时间，胶质瘤的合并OR为1.90(95%CI 1.31~2.76)；(2)可重复性方面，上述3个研究都发现了胶质瘤风险随着潜伏期的增加而增加，Meta分析结果显示，>10年潜伏期的组别OR为1.62(95%CI 1.20~2.19)；(3)特异性方面，病例中胶质瘤发生的位置多为颞叶，且好发于右侧(惯用手机一侧)；(4)时序性方面，胶质瘤起始和发展过程都和手机使用相关，最高风险出现在>20年潜伏期的组别中，OR为2.01(95%CI 1.41~2.88)；(5)量效关系方面，累积使用的增加使患病风险随之增加；(6)合理性方面，CARLBERG与HARDELL列举了一系列表明手机辐射对细胞或动物体有影响的生物实验，其中包括了美国国家毒理学项目组(National Toxicology Program, NTP)发布的关于手机辐射和癌症的部分实验研究结果，然而其结果说服力并不强，尤其是与脑瘤相关的实验组^[13]；(7)一致性方面，胶质瘤的发生和发病率都有改变；(8)实验证据方面，主要是手机辐射增加了活性氧簇的产生；(9)类比性方面，同为非电离辐射的极低频电磁场对人体也有伤害。通过这9个方面CARLBERG与HARDELL得出结论：RFR应该被视为导致胶质瘤的致癌物。

尽管此结论看起来有理有据，然而从全文来看，其流行病数据多来自INTERPHONE团队、COUREAU等以及HARDELL等之前的研究，而实验室证据相对较缺乏，且结果的真实性有有待考证。

以CARLBERG与HARDELL在论证“合理性”和“实验证据”方面所选取的论据为例，事实上，多数实验并未观察到相似的现象。LIU等^[14]于2012年，将小鼠星形胶质细胞和C6胶质瘤细胞暴露在1 950 MHz的TD-SCDMA(国内常用的3G手机信号)的射频电磁场中，分别照射12、24和48 h。发现各组照射对肿瘤生长均无促进作用，尽管在48 h照射下，星形胶质细胞出现了凋亡，但此现象和肿瘤生成并无关联^[14]。其2015年的实验使用胶质母细胞瘤细胞株(U251和U87)，在于之前相似的暴露条件下，进一步从形态学、超微结构、凋亡率及凋亡有关基因等方面进行观察，同样未发现显著变化^[15]。而关于基因的损伤，VIJAYALAXMI等^[16]收集了1990年到2011年88例关于人类细胞在非电离型辐射环境下的基因损伤的文献，Meta分析结果并未显示出基因损伤。之后的实验室研究^[17-18]也同样支持此分析结果。

国内未见类似于上文的大规模病例对照研究，相关报道多为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YANG等^[19]使用PubMed和Science Citation Index Embase搜集1980-2016年间报道的相关研究，分别从时间、部位和胶质瘤分级研究手机使用与胶质瘤间的关系。Meta分析包含了由6 028项病例和11 488项对照组的11项研究。结果表明，长时间的使用手机≥10年，OR为1.44(95%CI 1.08~1.91)，长期同一侧使用手机OR为1.46(95%CI 1.12~1.92)。长期的手机使用和低级别胶质瘤有很强的相关性，OR为2.22(95%CI 1.69~2.92)。但未见与高级别胶质瘤明显相关。这一结果和此前GONG等^[20]的Meta分析并无太大区别。不过从其选择的研究看，HARDELL及COUREAU的研究占了不少比重，尤其是前者，在细化分组后比例也显著增加。

目前，学者多以病例对照的研究方法(极少数为队列研究)来探寻手机辐射与胶质瘤发病的关联程度，而少数人则通过观察胶质瘤的发病率来评价手机使用的影响得到了不同结果。LITTLE等^[21]通过综合2010年INTERPHONE团队和2011年HARDELL等的对手机使用和胶质瘤发病风险的研究数据评估预期发病率(分类包含性别、年龄、手机首次使用时间和潜伏期等)，再与1992-2008年的美国胶质瘤发病率比较。参与者为18岁以上的美国白人。结果发现特定年龄组胶质瘤发病率基本保持不变，在此期间美国人口的手机使用率几乎从0%增长到100%。即使考虑到HARDELL等研究中的10年的肿瘤潜伏期和累积手机使用时间，到2008时预期值也至少高过实际值的40%，此结果明显与HARDELL等的结果不合。而同年BARCHANA等^[22]在以色列国内的研究结果显示：1980~2009年低级别胶质瘤的发病率随着手机技术的引入反而降低，而好发位置，无论是LGG还是HGG，都变为偏向左侧，尤其是20~49岁诊断为胶质瘤的病人。以上二者的结果均与CARLBERG与HARDELL提到的“一致性”^[12]不符合，具体原因仍有待研究。

总之，以HARDELL等为代表的部分流行病研究表明了手机辐射和胶质瘤发病相关，Meta分析也多选取了HARDELL等的研究数据。然而其他一些国家的流行病研究并未得出有关结论或未能验证HARDELL等的结果，尤其是CARLBERG与HARDELL应用Bradford Hill标准推断二者因果关系，得出的手机辐射应被视为导致胶质瘤的致癌物这一结论，除了与之相悖的流行病研究，多数实验室研究也未能提供有力的支持。

流行病研究的问题也集中体现在样本数较少且基本限于国内，标准也难以统一。因此有必要再进行类似于INTERPHONE这样的多国大样本研究。同时应综合设计调查方式，以减少偏移，也利于细化后分组。更为重要的是，应仔细分析各国的相关生物实验出现不同结果的原因并重复试验，可以考虑开展高质量的综合实验，如美国NTP关于手机辐射和癌症的实验研究。

由于至今人类仍未阐明胶质瘤的发病机制，而手机投入使用也不过几十年，因此想要完全阐明手机辐射和胶质瘤的发病关系仍需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