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4月在安徽省合肥市某本科院校1~4年级学生中，根据专业分布进行随机整群抽样，每个专业抽取30人左右，共发放843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825份，有效回收率为97.86%。其中男生449人(54.42%)，女生376人(45.58%)；1~4年级分别为167人、239人、244人和175人；年龄17~25岁。

采用由Zung于1965年编制的SDS，由20个陈述句项目组成，每个项目相当于一个症状，按照1~4级评分法，总粗分在20~80分之间。标准分为粗分乘以1.25后的取整。参照中国常模，SDS标准分≥53分为有抑郁症状， < 53分为无抑郁症状^[7]。

采用由Zung于1971年编制的SAS，该量表含有20个项目(包括正向评分15个条目，反向评分5个条目)，每个项目分为1~4级评分，用于评价焦虑病人的主观感受。各项目得分相加得SAS粗分，粗分乘以1.25得到SAS标准分。参照中国常模结果，标准分总分≥50分为有焦虑症状，＜50分为无焦虑症状^[8]。

采用Heartland宽恕量表评价被试宽恕自己和宽恕他人的倾向，量表共有2个维度：宽恕自己和宽恕他人。共24个题目，每个分维度各包括12道题目，采用7点记分，部分题项反向计分，分数越高表明宽恕水平越高，越容易宽恕他人和宽恕自己。

由凯瑟琳等2003年编制，张建新等修订中文版(2007)。该量表共有25个项目，分为坚韧性、力量性、乐观性3个维度，每个项目进行5级评分，从“从不”到“几乎总是”依次评0~4分，分数越高表示复原力水平越高。

该量表由NEFF等编制，共26个条目，包括自我友善、普遍人性、正念3个因子。每个条目采用1~5级评分，得分越高表示自我怜悯水平越高。

采用t检验、χ²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分析。

本次对825名大学生调查显示，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为44.36%，焦虑症状的检出率为39.88%。不同性别、是否独生子女、自评家庭经济状况、母亲不同受教育程度大学生抑郁、焦虑症状的检出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级、父亲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大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焦虑症状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1和P < 0.05)；有留守经历大学生抑郁、焦虑症状检出率均高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P < 0.01和P < 0.05)(见表 1)。

有无抑郁、焦虑症状大学生CD-RISC、SCS-C、Hearland量表总分及各维度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1)(见表 2)。

以有无抑郁、焦虑症状为因变量，以心理调适能力量表各维度得分为自变量，将表 1中有统计学意义的人口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CD-RISC的力量性维度、SCS-C的自我友善和正念维度、Hearland量表的宽恕他人和宽恕自己维度均为大学生抑郁症状的保护因素(P < 0.05~P < 0.01)，而CD-RISC的坚韧性维度是大学生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P < 0.05)；CD-RISC的力量性维度、SCS-C的自我友善、Hearland量表的宽恕他人和宽恕自己维度得分均为大学生焦虑症状的保护因素(P < 0.05~P < 0.01)(见表 3)。

自我怜悯不仅可以提供个人免受负性事件困扰的防护衣, 还可以增强个体积极的心理力量，并与幸福、乐观这两个心理健康的重要特征存在很强联系。相较于社会支持，自我怜悯甚至预测了更大比例的幸福感^[12]。已有研究^[13-14]表明，自我怜悯与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呈负相关关系。心理复原力，又被称为心理弹性、心理韧性，是个体应对压力、挫折或创伤等消极生活事件的能力^[15]，反映个体认知、情绪、行为及所处环境对帮助其抵御逆境、获得良好适应的总体有效性。国内外研究^[15-16]揭示了心理复原力的普遍存在及其对经历或身处逆境个体身心发展的保护作用。宽恕别人、原谅自己都属于亲社会行为，能够促进个体的身心健康，对个体的生活和成长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7-18]。

本次调查显示，大学生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为44.36%，焦虑症状的检出率为39.88%。国内相关研究^[19-21]显示大学生焦虑症状检出率在5%~40%之间，抑郁症状检出率在20%~45%之间。不同研究的大学生抑郁和焦虑症状检出率存在差异，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研究者使用的调查工具不同，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研究对象本身存在差异所致。本调查结果与国内使用相同调查工具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总体来说当前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现状堪忧。

本次调查显示，大学四年级焦虑症状检出率最高，这可能与大四学生面临考研、就业，造成心理压力大，导致焦虑症状突出。父亲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大学生焦虑症状检出率明显高于父亲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学生，这可能提示了现代家庭中影响子女心理健康的又一重要因素，即高文化程度的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相对较高。如果父母在家庭教育缺少理性的自我觉察，就会本能地希望子女达到甚至超过自己的水平，无意识中对子女存在着高期望和高要求，造成孩子心理上巨大压力，导致焦虑症状的产生。本研究显示，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抑郁症状和焦虑症状检出率均高于无留守经历的大学生，这与国内的近年来的文献报道^[22]相似。一篇针对2016年之前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文献的系统分析^[22]表明，我国有留守经历大学生整体心理水平不及无留守经历大学生，而差距主要表现在人际敏感、抑郁、焦虑、强迫等因子上，与本研究得出的结论相符。

本研究显示，有抑郁、焦虑症状的大学生在心理复原力、自我怜悯、宽恕各维度得分均明显低于无焦虑、抑郁症状的大学生。这提示大学生自我的心理调节能力与焦虑症状、抑郁症状有着密切的关系。进一步对大学生自我心理调适能力各维度对抑郁症状、焦虑症状的多因素分析显示，心理复原力中的力量性，自我怜悯中的自我友善，宽恕中的宽恕他人和宽恕自己都是焦虑和抑郁症状的保护性因素，自我怜悯中的正念仅对抑郁有保护性作用，这与国内相关研究^[23-25]结论基本一致，可能是此类自我心理调适能力能够使个体快速从困境中回复到积极心理适应状态。

本研究显示，心理复原力中的坚韧性则是大学生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这与丁慧思等^[23]调查结果不同。分析其可能原因为，具有坚韧性特质的人常常表现为勤奋努力、坚韧顽强，长期处于一种精力旺盛状态，但换一个角度看这种状态可能是一种轻躁狂状态，而躁狂的反面就是抑郁，躁狂与抑郁交替发作，临床上称为“双相情感障碍”。双相障碍病人在发病前存在特定的情感气质，AKISIKAL等^[26-27]对其进行了发展，认为情感气质的紊乱是心境障碍发病的基础之一，而具有特定情感气质特征的人发生心境障碍的风险会明显增加。GOTO等^[28]研究认为，环性气质和旺盛气质是预测双相型障碍的主要因子。双相抑郁发作起病年龄明显早于单相抑郁发作已成为共识，最早的一项流行病学研究^[29]发现双相障碍抑郁发作病人起病年龄较单相抑郁发作病人早6年左右。25岁前首发的双相抑郁也明显高于单相抑郁^[30]。大学生群体普遍小于25岁，如果有抑郁症状，双相抑郁的可能性更大，坚韧性过高很可能提示旺盛气质，这也许是其成为抑郁的危险性因素的可能原因，我们可以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拓展。当然本次研究结果也可能存在抽样误差或调查者填写样本时未认真作答等其他原因，可作为今后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关注点。

综上，大学生焦虑症状、抑郁症状的检出率较高，心理健康问题现状堪忧。高校应密切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干预活动，本次调查显示心理调适能力与大学生焦虑症状、抑郁症状关系密切，通过提高大学生自我心理调适能力来降低焦虑、抑郁症状的途径值得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