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18年2-6月在安徽省立医院南区住院治疗的房颤病人116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符合美国心脏病协会(AHA)2014年发布的房颤管理指南中的诊断标准^[6]，且经心电图、检查确诊为房颤；(2)神志清楚，具有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3)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合并严重的肺部疾病、心肝肾功能不全、凝血功能障碍病人；(2)临床资料和影像学资料不完整者；(3)合并有严重的缓慢型心律失常，如病态窦房结综合征、Ⅲ度房室传导阻滞。

主要内容包括(1)一般资料：由研究者自行设计一般资料调查表收集病人住院期间临床资料，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房颤类型、房颤病程、合并症情况、NYHA心功能分级、住院期间的治疗方式及住院期间是否接受疾病相关知识宣教等。(2)焦虑自评量表(SAS)及抑郁自评量表(SDS)：均由ZUNG编制，用以评估病人的焦虑及抑郁水平^[7]。2个量表均包括20个条目，按1~4分记分。20题总分为粗分，粗分乘以1.25取整数部分为标准分。根据中国常模评估情况，SAS标准分< 50分为无焦虑，SDS标准分< 53分为无抑郁。研究^[8-9]表明，SAS及SDS的Cronbach′α信度系数均在0.75以上。(3)疾病不确定感量表(MUIS):由MISHEL编制、由许淑莲翻译，主要用于评估住院病人的疾病不确定感^[10]；量表包括4个维度33个条目：不明确性(13个条目)、复杂性(7个条目)、信息缺乏或不一致性(7个条目)、不可预测(5个条目)；采用1~5分的Likert 5级评分法，总分32~160分，分值越高表明疾病的不确定感越高；32~74.7分、74.8~117.4分及117.5~160.0分分别代表低水平、中水平及高水平的疾病不确定感；该量表的Cronbach′α信度为0.90^[11]。

研究者本人当场发出问卷，用统一指导语对研究对象详细描述填写方法，使用不记名填写方式，使被访者在30 min内独立完成，填写完成回收问卷。本调查共发放问卷120份，收回有效问卷116份，有效回收率96.67%。

采用t检验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本组116例研究对象中，男65例，女51例；年龄21~79岁；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71例，高中及以上45例；房颤类型：持续性房颤48例，阵发性房颤68例；房颤病程0.5~9年；合并有高血压50例，合并有糖尿病29例。纽约心脏协会(NYHA)心功能分级：Ⅰ级或Ⅱ级90例，Ⅲ级或Ⅳ级26例；住院期间的主要治疗方式：经导管射频消融术93例，药物治疗23例；住院期间接受过疾病相关知识宣教的病人84例；疾病不确定感：低水平35例，中水平57例，高水平24例。

本研究116例住院房颤病人的SAS评分及SDS评分均高于国内常模水平(P < 0.01)(见表 1)。

房颤病人的焦虑和抑郁评分均与房颤类型、主要治疗方式有关(P < 0.05)；另外，房颤病人焦虑评分还与其文化程度、病程、是否合并高血压及是否接受过疾病相关知识宣教有关(P < 0.05~P < 0.01)，抑郁评分还与其性别、NYHA心功能分级及疾病不确定感有关(P < 0.05)(见表 2)。

分别以SAS和SDS总分作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变量筛选采用逐步法(α_入=0.05，α_出=0.1)。自变量赋值情况为(1)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1，高中及以上=2；(2)病程：5.5年及以下=1，5.5年以上=2；(3)合并有高血压：是=1，否=0；(4)住院期间接受过疾病相关知识宣教：是=1，否=0；(5)性别：男=1，女=2；(6)NYHA心功能分级：Ⅰ级或Ⅱ级=1，Ⅲ级或Ⅳ级=2；(7)疾病不确定感：低水平=1，中高水平=2；(8)房颤类型：阵发性房颤=1，持续性房颤=2；(9)治疗方式：药物治疗=1，经导管射频消融=2。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持续性房颤及是否接受射频消融治疗是房颤病人焦虑、抑郁的共同影响因素(P < 0.05~P < 0.01)；合并有高血压、文化程度、是否接受相关知识宣教是其焦虑情绪的主要影响因素(P < 0.05~P < 0.01)；NYHA心功能分级、疾病不确定感是其抑郁情绪的主要影响因素(P < 0.05和P < 0.01)(见表 3)。焦虑评分模型中，5个自变量累计可解释焦虑评分变异的56.2%(R²=0.562, 调整R²=0.518)；抑郁评分模型中，4个自变量累计可解释抑郁评分变异的47.8%(R²=0.478, 调整R²=0.453)。

房颤的发病率高，持续时间长，可引起严重的并发症(如心力衰竭和动脉栓塞)，导致病人住院费用、致残率及致死率增加。病人由于缺乏对疾病的正确认知、担心疾病预后易出现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负性情绪的存在可加重病情，影响治疗效果，降低生活质量和治疗依从性，延长住院时间，为此医护人员应重视房颤病人负性情绪的评估及干预。本研究结果显示房颤病人的SAS及SDS评分明显高于国内常模，与鲁婧等^[12]的研究相似，略低于吴航洲等^[1]的研究，提示房颤病人的焦虑、抑郁水平较高。这可能是由于病人房颤常发作突然，症状明显，经过治疗可在48 h内转复为窦性心律，但容易复发，且随时间的推移呈现发作逐渐增加的趋势，病人因担心再次复发而多伴有焦虑、恐惧等情绪。

本研究结果表明，经导管射频消融术治疗的房颤病人焦虑及抑郁水平明显低于药物治疗的病人，与桑才华等^[13]的研究结果一致。与药物治疗相比，导管消融的优势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导管消融通过有效转复及维持窦性心律，房颤相关的症状(如心悸等)消除，心理障碍和精神健康得到了很好的改善。第二，成功房颤消融术后，病人症状减少或消失从而能够参加更多的日常体力活动，更充分地享受生活，从而重新获得积极的精神状态。第三，房颤成功消融后停用抗心律失常药物，可避免长期服用这些药物带来的不良反应。另外，成功消融后病人有可能可以中断口服抗凝药物治疗(如华法林)，从而消除因担心出血的风险而发生的心理障碍。本次研究还发现，与阵发性房颤相比，持续性房颤病人具有更高的焦虑、抑郁水平，与唐剑锋等^[14]的研究结果一致。分析原因可能为，房颤发作减少和有效的窦性心律维持能有效改善房颤病人的焦虑、抑郁状态。在房颤类型中，持续性房颤较其他类型房颤具有病程长、左心房大、射血分数低、左心房压力高等特点^[15]，加之持续性房颤可导致病人左心房的电重构和组织重构，进而增加房颤的可诱导性，引起房颤的再次发生和维持。随着房颤的复发，病人心理压力过大，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

本研究结果表明，合并有高血压的房颤病人焦虑情绪水平较高。研究^[16]证实，高血压是房颤及其并发症重要的可干预的独立危险因素，同时也是房颤常见的共患病。高血压病人出现房颤后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率和病死率增加。高血压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机制诱导房颤的产生，进而加重病人的心理负担和焦虑情绪。同时本研究还发现，文化程度、是否接受相关知识宣教也是房颤病人焦虑情绪的独立影响因素。分析原因可能为，文化程度既是房颤病人认知功能的保护因素之一^[17]，也是影响房颤病人治疗及用药依从性的重要因素之一^[18]。文化程度高的病人有较好的疾病的认知水平及治疗的依从性，能够正确认识到自身目前的疾病情况、治疗及护理要点，并能够依据医嘱内容较好地配合医护人员进行相应的检查、治疗及用药等方面的护理，从而有较好的治疗效果和心理状态。对疾病的相关知识了解不够，加上易受暗示的人格特点，易使病人的认知产生偏差，从而出现情绪上的紊乱和行为上的异常^[7]。为病人提供相关知识宣教能有效规范病人饮食、用药等方面的行为，纠正病人疾病认知中存在的误区，使病人配合医务人员的治疗及用药，进而可改善病人的不良情绪。

本研究结果表明，NYHA心功能分级是房颤病人抑郁情绪的独立影响因素之一。研究^[19]表明，心功能分级是房颤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心功能分级一方面限制了病人的活动能力，另一方面增加了房颤发生的风险，从而使病人有较高的抑郁情绪水平。本研究还发现，房颤病人的抑郁情绪与疾病不确定感密切相关，与相关研究^[20-21]结果一致。分析原因为，房颤病人由于复杂的治疗过程，治疗所需的时间、预后效果及复发情况等均不确定，由此使病人产生疾病的不确定感。疾病不确定感的产生减弱了病人的心理弹性水平^[22]，使病人无法对抑郁情绪进行有效地管理和适应，从而保持较高的抑郁情绪水平。

另外，本研究所收集的病例资料均来自同一家医院，具有一定的偏倚性，研究样本的代表性相对不足，同时本研究的样本数量有限，未来还需要大规模多中心的临床研究对结果进行验证。

本研究房颤病人射频消融术前焦虑、抑郁水平高于国内常模，持续性房颤及是否接受射频消融治疗是房颤病人焦虑、抑郁的共同影响因素；合并有高血压、文化程度、是否接受相关知识宣教是其焦虑情绪的独立影响因素；NYHA心功能分级、疾病不确定感是其抑郁情绪的独立影响因素。这提示医护人员一方面可以通过控制病人血压水平、改善病人心功能状况、加强病人疾病相关知识宣教及减轻病人的疾病不确定感来调控负性情绪水平，另一方面应选取负性情绪较高的房颤病人(持续性房颤、接受药物治疗及文化水平较低的病人)进行心理方面的重点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