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调查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了安徽省阜阳市、巢湖市和安庆市3座城市中的3所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作为研究现场，以班级为单位随机抽取部分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 049份，回收有效问卷4 858份，问卷有效率为96.22%。其中男生2 116人(43.6%)，女生2 742人(56.4%)，年龄(18.28±1.70)岁。本研究调查前均获得学生及任教老师的口头知情同意。

本次调查以问卷的方式进行，以班级为单位集中填写。调查问卷的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资料、网络欺凌情况和抑郁相关情况等。

主要包括被调查对象的年龄、性别、家庭居住地、是否是独生子女、父母亲的文化程度、调查对象家庭年收入等情况。

采用2013版美国青少年危险行为监测问卷中针对网络欺凌的条目：最近12个月里是否有通过电子邮件、聊天室、论坛、群、网络聊天工具、微博微信等方式戏弄和恐吓散播关于你的谣言，并造成对你的伤害^[6]。设置“是或否”两个选项来对网络欺凌的情况进行调查。该问卷有良好的信效度，问卷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3^[7]。

抑郁情况采用ZUNG等^[8]在1965年编制的抑郁自评量表，该量表共计20个条目，1~4四级评分，将20条目分数相加，即为指标总分，总分≥53分即判定为抑郁。该问卷普遍用于国内外青少年抑郁的调查研究，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问卷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0.81^[9]。

调查时由调查员向调查对象讲明填写调查表的要求，要求每个调查对象在一节课内独立完成，下课时统一收回调查表，未能完成者延长时间完成后交给调查员，对于请假的学生第二天补调查，对于不愿意填写的同学尽量说服鼓励其完成问卷，以尽量减少无应答偏倚。

采用χ²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本次调查发现在4 858名高职学生中，曾经遭受过网络欺凌的学生有201人(4.14%)，其中年龄 < 18岁的有115人(57.2%)，≥18岁的有86人(42.8%)， < 18岁的高职学生遭受网络欺凌率高于≥18岁的高职学生(P < 0.01)。居住在农村和城市的网络欺凌学生数分别为147人和54人，结果显示家庭居住地不同的学生网络欺凌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在遭受网络欺凌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和P < 0.01)(见表 1)。

本次调查的4 858名研究对象中，148名高职学生患有抑郁情绪，其中男生64人(43.2%)，女生84人(56.8%)，性别在患抑郁情绪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18岁的有90人(60.8%)，≥18岁的有58人(39.2%)，<18岁的高职学生出现抑郁情绪高于≥18岁的高职学生(P < 0.01)。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在是否有抑郁情绪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见表 2)。

以抑郁作为因变量，以年龄、性别等一般人口学特征变量和网络欺凌作为自变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遭受网络欺凌是产生抑郁情绪的危险因素(P < 0.05)，遭受过网络欺凌的学生患有抑郁的风险是未遭受过网络欺凌学生的2.034倍(见表 3)。

本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有4.14%的研究对象在一年内遭受过网络欺凌，与王文靖等^[10]的调查结果接近，而低于宋月萍等^[11] 14.08%的研究结果，这可能与研究群体的选择有关。宋月萍等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初三的学生，年龄大部分在18岁以下，这也与本研究中<18岁的研究对象遭受网络欺凌率更高相符合。国外^[12-14]进行的网络欺凌调查研究中遭受网络欺凌的青少年普遍高于本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这可能与本研究选择的研究对象为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有关，也有可能是国内外对于网络欺凌的定义不一致所导致。

本次调查的4 858名研究对象中，148名高职学生患有抑郁情绪，其中男生64人，女生84人，性别在产生抑郁情绪方面不存在差异。而在年龄方面，<18岁的高职学生抑郁情绪检出率高于≥18岁的高职学生，这也与ABDELAAL等^[15]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是因为年纪较小的青少年对于情绪的调节及把控不及年纪稍大者，对于心理压力及不良情绪不能及时地排解或者排解方式的不当所造成。青少年抑郁情绪的产生与父母亲受教育的程度之间不存在差异，而在与父母亲关系上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较差的亲子关系是青少年产生抑郁情绪的一个因素，已有研究^[16]表明，良好的亲子关系能够帮助亲少年缓解心理上的压力，青少年在遇到负性生活事件时，会积极寻求父母的帮助，从而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及精神压力，降低抑郁情绪的发生率。

网络欺凌影响了很大一部分青少年学生(10%~20%)，遭受网络欺凌与情绪压力和负面情绪的产生有关，如愤怒、恐惧、压力及抑郁^[17-19]。有研究表明，经历过网络欺凌的女大学生出现抑郁症的可能性会更大，其中以欺凌者和受害者的比例最高^[20]，本研究得出的结果与此不同，本研究中性别在是否遭受网络欺凌上不存在差异。与以往研究^[21-22]较为相似的是，是否遭受网络欺凌在年龄组之间存在差异，<18岁的高职学生遭受网络欺凌率高于≥18岁的高职学生，这可能是因为年纪较小的青少年在面对网络欺凌时不能够很好地保护自己，不能寻找一个正确的解决办法，容易遭受实施欺凌者的威胁而选择沉默。本研究还发现，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在遭受过网络欺凌与未遭受过网络欺凌的青少年中也存在差异，青少年与父母关系越好，遭受过网络欺凌的比例越低，既往研究结果也表明，与父母关系越好能保护学生远离传统欺凌^[23-24]，这提示亲子关系在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上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

目前国内关于网络欺凌与抑郁之间关联性的研究还相对较少，网络欺凌作为一种新兴的欺凌方式，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给欺凌者和受害者带来一系列的心理和行为问题。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了相关变量的情况下，网络欺凌是产生抑郁情绪的危险因素，且遭受过网络欺凌的青少年发生抑郁的风险是未遭受过网络欺凌青少年的2.034倍，这与DUARTE等^[4]在2018年进行的研究结果一致。有研究^[25-26]表明，遭受过网络欺凌者更加容易出现低自尊和抑郁情绪，且抑郁是目前自杀行为发生的重要原因。本次研究收集的是横断面调查资料，难以说明各因素的时间先后顺序，下一步可以通过纵向研究来进一步证实。

网络欺凌已经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社交网络的正确使用对于控制网络欺凌的发生率尤为重要，这需要社会、家庭和学校各方面联合，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提高高职学生的现实人际交往能力，增加其与朋友之间的沟通交流，降低网络欺凌的发生率，从而达到控制抑郁情绪产生，促进其身心健康的目的。有研究^[27]表明，现实人际关系的改善会减少网络欺凌的发生，学校应适时开展一些课外活动，减少学生使用网络的时间，减少网络交友行为，增强其现实交友能力。针对本次研究的发现，我们可以通过家庭和学校对高职学生进行正确的宣传和教育，增强他们对网络欺凌的正确认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在遭受网络欺凌时能够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方式，寻找正确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