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我院收治的174例初产妇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初次生育，单胎；(2)孕周≥30周；(3)年龄22~40岁；(4)思维清晰，具有良好的配合度；(5)知情同意，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1)智力低下或精神疾病；(2)经产妇；(3)胎儿畸形、流产、死胎等；(4)听力、视力存在障碍，文盲或阅读障碍，中度及重度认知功能障碍；(5)对问卷调查表难以理解；(6)患有严重心脑肾肺肝等功能损害或恶性肿瘤疾病；(7)临床资料不完整。本研究符合《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相关要求。

内容结构由研究者自主设计，主要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与妊娠相关资料等。

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中文版^[9]评估测试者自我效能水平，该量表Cronhach′s α系数为0.83。量表共有10个条目，每个条目应用Likert 4级评分法，从“完全不正确”至“完全正确”分别赋值1~4分，总分10~40分，分数越高代表测试者自我效能感越强。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hach′s α系数是0.817，表明具备良好的信度。

采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Family Adaptation and Cohesion Evaluation Scales Ⅱ，FACESⅡ)中文版^[10]评估测试者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水平。该量表Cronhach′s α系数为0.68~0.85。分为亲密度(16个条目)和适应性(14个条目)2个分量表，共6个维度，即家庭亲密度方面：实际亲密度、理想亲密度、亲密度不满意程度；家庭适应性方面：实际适应性、理想适应性、适应性不满意程度。Likert 5级评分法，从“不是”至“总是”分别赋值1~5分，总分30~150分，分值越高代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越好。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hach′s α系数是0.78~0.86，表明具备良好的信度。

采用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GWB)^[11]评估测试者主观幸福度水平，该量表Cronhach′s α系数为0.80，具有较高的信度。量表共有6个维度18个条目，分别为精力(4个条目)、松弛与紧张(4个条目)、为忧郁或愉快的心境(3个条目)、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3个条目)、对健康的担心(2个条目)和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2个条目)，其中条目1、3、6、7、9、11、13、15、16为反向评分，总分0~120分，分值越高代表测试者幸福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hach′s α系数是0.824。

本研究采用线下问卷调查法。在发放问卷调查表前，调查人员需统一进行规范化培训，熟练掌握问卷表内各项问题。参照入排标准挑选初产妇，由调查员向其解释研究目的和意义，在获得同意后，请测试者填写问卷表格，并着重叙述填写问卷表的注意事项。当测试者对问卷表内容有疑惑时调查人员要仔细进行解答，但不能干扰其选项意愿。在问卷调查表填写完成后，调查员要马上查看，若存在漏填可让测试者予以补充，若情况特殊无法补充完整，漏项超过10%则予以剔除。本研究共发放问卷表 174份，回收166份，问卷表回收率为95.4%，剔除规律作答和漏项超过10%的问卷，有效问卷为164份，问卷有效率达到94.25%。

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和Pearson相关分析。

本研究共纳入164例初产妇，结果表明，年龄、婚姻状况、家庭月收入和家庭关系是初产妇主观幸福度的影响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164例初产妇自我效能总分(24.27±3.26)分；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总分(115.69±14.58)分；主观幸福度总分(87.61±10.53)分(见表 2)。

164例初产妇主观幸福度与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主观幸福度总分及6个维度与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总分及6个维度间均呈现正相关关系(P < 0.01)；主观幸福度与自我效能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主观幸福度总分及6个维度与自我效能间均呈现正相关关系(P < 0.01)；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与自我效能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总分及6个维度与自我效能间均呈现正相关关系(P < 0.01)(见表 3)。

主观幸福度是指个体从认知和情感方面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具有主观性、整体性和稳定性等特点^[12]。在本研究中164例初产妇主观幸福度得分为(87.61±10.53)分，与量表中间分60分相比处于中高等水平，高于顾明丽等^[13]研究临床护士主观幸福度评分。既往研究表明性别、年龄、教育、健康、婚姻、经济、人格、自尊、社会支持等是影响个体主观幸福度因素^[14-15]。本研究证实年龄、婚姻、家庭收入、家庭关系是初产妇主观幸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原因可能是晚育的产妇已充分做好母亲的准备工作，能够更快地适应母亲角色照顾好孩子，因此幸福感更为强烈。研究^[16]表明，婚姻与主观幸福度之间存在积极的联系，没有伴侣的产妇需要独立照顾孩子，已致自身的消极情绪得不到很好地缓解，压力大于已婚产妇，因此主观幸福度评分较低。家庭收入越高相对主观幸福度越强，这可能与妊娠及分娩期间花销较大，和新生儿出生后的抚养费用有关。妊娠及分娩期间产妇心理相对脆弱，家人的关怀与支持能够给产妇带来安全感，尤其是配偶的关心可以有效缓解孕妇的负面情绪及对分娩的恐惧，因此，家庭关系和谐可有效增强初产妇主观幸福度水平。

亲密度是指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及各自的自主性，适应性是指家庭成员随家庭处境和家庭在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问题而做出相应改变的能力^[17]。在本研究中164例初产妇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评分为(115.69±14.58)分，与量表中间分90分相比处于中等水平，高于晏曼等^[18]研究中青年2型糖尿病病人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评分。分析原因可能是家庭成员出于关心和重视，一般以初产妇为中心，及时调整生活节奏，会用大部分精力照顾初产妇，给予更多的生活帮助和心理关怀，因此家庭亲密度评分较高。另外，正是由于家属以初产妇为中心，使其工作和生活都变得非常忙乱，耽误了事业发展和本身需求的满足，易产生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导致处理问题的能力降低，表现为适应性能力下降。同时，家庭人际关系不和谐以及共同处理问题的能力下降，都是家庭适应性较低的表现。

自我效能是指个体对自身行动控制的知觉和信念的判断，自我效能较高的个体倾向相信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面临挑战时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进而增强个体的抗压力及复原力^[19]。在本研究中164例初产妇自我效能得分为(24.27±3.26)分，处于中等水平，低于张丽岩等^[8]研究宫颈癌病人自我效能评分。分析原因可能是妊娠期间整个家庭都是以初产妇为中心，对其关心无以复加，因此造成初产妇自我效能水平偏低。另外，癌症属于重大疾病，需依靠放化疗来维持体内癌细胞平稳，其痛苦程度不言而喻，因此需要较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来积极应对。

本研究结果显示，初产妇主观幸福度与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自我效能均具有相关性(P < 0.01)，其中，初产妇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与主观幸福度呈显著正相关性(P < 0.01)，表明初产妇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越强，主观幸福度越高，与刘洋等^[7]研究结论一致。这可能是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是衡量家庭功能的重要指标，主要是指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氛围以及感情联系，这种关系越紧密越有利于个体良好人格的形成，从而影响其主观幸福度。另外，自我效能与主观幸福度也呈显著正相关性(P < 0.01)，表明初产妇者自我效能越高，主观幸福度越强，与蔡贤华等^[6]研究结论一致。可能是自我效能有助于个体高自信、高自尊的形成，进而影响主观幸福度。同时，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与自我效能呈显著正相关性(P < 0.01)，表明初产妇者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越强，自我效能越高，与叶日春等^[20]研究结论一致。表明良好的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可以使初产妇在妊娠期间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和生活照顾，有利于调节初产妇的心理应激反应，帮助其更快的建立心理调适策略和角色适应能力，从而提高应对能力改善自我效能感。

基于以上的结果可为初产妇的护理提供新思路，笔者认为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不高或自我效能感较弱的初产妇应重点给予关注，谨防发生不良情绪，影响主观幸福度。若已存在主观幸福度较低的初产妇，医护人员可按照其个人状态拟定个体化指导方案，以需求为导向，建立多元化、延续性的护理模式，推行优质化护理观念，保障产妇在康复期间的有效性。例如：(1)加强心理护理，针对性开展心理辅导；(2)评估初产妇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自我效能和主观幸福度水平，针对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不高或自我效能感较弱较低的初产妇应及时与家庭成员沟通，争取家人更多的关注与支持，并给予康复知识讲解；(3)组建QQ群、微信群等社交平台，让初产妇可以随时与专业护理人员取得沟通。

综上所述，初产妇自我效能、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主观幸福度评分均处于中等水平，且主观幸福度与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自我效能均呈现正相关性。提示临床医护人员应关注初产妇自我效能、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水平，针对性的采取措施以提高对主观幸福度的影响。局限性及启示，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接下来可根据框架构建随访方案，描述其纵向或轨迹变化路径，以期为临床制订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另外，本研究的样本均来自于1所三甲医院，也许会存在入院率偏倚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扩大样本量验证模型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