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取2018年1月至2020年7月于我院随诊(住院或门诊复查)的乳腺癌术后病人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经病理学确诊为乳腺癌；(2)已行手术治疗，无复发、转移；(3)女性病人；(4)已婚且配偶健在；(5)交流无障碍，可理解问卷内容并填写；(6)知晓自身病情，自愿进入本研究。排除标准：(1)严重的认知障碍、意识障碍等精神性疾病；(2)其他部位恶性肿瘤；(3)严重的心、肺、肝、肾等重要器官功能障碍。入组病人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

收集入组病人基本临床资料，包括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状态、家庭月收入、居住地、肿瘤临床分期、手术方式、术后放化疗情况、医疗费用支付方式。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评估病人癌症复发恐惧、夫妻支持及生活质量情况，调查员经统一专业性培训，调查员指导病人填写完问卷后当场收回。本研究共发放调查问卷800份，剔除无效问卷31份，回收有效问卷769份，调查有效率为96.13%。

使用汉化癌症病人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fear of progression questionnaire-short form，FoP-Q-SF)^[4]对病人进行癌症复发恐惧心理进行评估，此量表包含2个维度(生理健康、社会家庭)共12个条目，采用Liket 5级评分法(1~5分表示“从不”~“总是”)，总分≥34分即可判断为存在临床意义上的癌症复发恐惧心理，得分越高，癌症复发恐惧心理越严重。该量表及2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83、0.836和0.804，提示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使用夫妻调查问卷(couple support questionnaire，CSQ)^[5]评估病人的夫妻支持度，包含2个维度(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共18个条目，使用7级计分法，1~7分表示“从未如此”到“总是如此”，总得分越高表示夫妻支持度越高。该问卷及2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6、0.94和0.92，提示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采用癌症病人生命质量测定量表(functional assessment of cancer therapy-generic scale，FACT-G)^[6]评估病人的生活质量，其包括4个维度(身体状况、社会家庭状况、情绪状况、功能状况)共27个条目，采用5级评分法进行评估，0~4分表示“一点也不”到“非常”，总得分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好。该量表各维度Cronbach′s α系数均在0.8以上，信度和效度均较高。

采用t检验、χ²检验、Pearson相关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

问卷调查显示，乳腺癌术后病人FoP-Q-SF得分为(37.17±9.63)分，其中得分≥34分者405例(52.67%)，即乳腺癌术后病人癌症复发恐惧心理发生率为52.67%(405/769)。CSQ得分为(56.58±16.79)分，FACT-G得分为(48.26±13.59)分。

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乳腺癌术后病人FoP-Q-SF得分与CSQ得分、FACT-G得分均呈明显负相关关系(r=-0.652，r=-0.874，P < 0.01)，CSQ得分与FACT-G得分呈明显正相关关系(r=0.629，P < 0.01)(见图 1)。

图  1  乳腺癌术后病人癌症复发恐惧与夫妻支持、生活质量的相关性

FoP-Q-SF≥34分乳腺癌术后病人的在职比例、临床分期Ⅲa期比例、术后放化疗比例明显高于FoP-Q-SF < 34分病人(P < 0.01)，而年龄、月收入、CSQ得分和FACT-G得分明显低于FoP-Q-SF < 34分病人(P < 0.01)，2组病人的文化程度、居住地、手术方式、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以癌症复发恐惧心理作为因变量Y(是=1，否=0)，以表 1中其相关因素作为自变量X(进入法)，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40岁(OR=3.674)、临床分期Ⅲa期(OR=3.115)、CSQ得分≤49.29分(OR=3.843)、FACT-G得分≤41.36分(OR=2.774)是乳腺癌术后癌症复发恐惧的独立危险因素(P<0.01)(见表 2)。

乳腺癌是中老年女性常发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具有复发和转移的风险，随之产生的癌症复发恐惧是乳腺癌幸存者最为常见的心理困扰^[7-8]。还有研究发现癌症病人术后、放化疗3个月后复发转移比例可达30%，由此引发的病人癌症复发恐惧普遍存在^[9]。本研究显示乳腺癌术后病人FoP-Q-SF得分为(37.17±9.63)分，其中得分≥ 34分者占52.67%，提示超过一半的乳腺癌术后病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癌症复发恐惧心理，这也与既往的研究^[9-10]类似。显著的癌症复发恐惧心理会给病人临床治疗、疾病转归、治疗的依从性、生存质量等多方面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分析乳腺癌术后病人癌症复发恐惧与相关因素的关系，可能为降低甚至消除癌症复发恐惧心理提供帮助。

乳腺癌病人在治疗的过程中，不仅要忍受手术损伤、放化疗引起的恶心、呕吐、骨髓抑制、脱发等并发症，还要承受癌症复发转移恐惧的心理负担，这不仅会影响生活质量，家庭功能也受到了一定的损害^[11]。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乳腺癌术后病人的CSQ得分为(56.58±16.79)分，FACT-G得分为(48.26±13.59)分，且存在癌症复发恐惧心理病人的CSQ得分、FACT-G得分明显低于非癌症复发恐惧病人，提示癌症复发恐惧对病人的生活质量及其配偶均带来较大的影响。乳腺癌的诊治给病人带来巨大痛苦同时，其配偶亦受一定的影响，原因在于配偶需要承担病人治疗期间的经济和生活照顾负担，并且乳腺癌病变部位属于生殖系统部位，这也给夫妻亲密关系的适应带来新的挑战^[12]。乳腺癌术后癌症复发恐惧病人所感知的夫妻支持较低的原因：(1)病人在治疗康复过程中对夫妻支持的需求提升，而其配偶语言及非语言方式的积极支持不足，进而引发病人的消极情绪；(2)在传统的家庭关系模式中，丈夫受到妻子的照顾更多，而妻子患病时，丈夫不仅要照顾病人的治疗、生活，还要平衡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压力，短期内角色转换困难，容易产生负面情绪，难以给予妻子积极有效的支持^[13-14]。癌症复发恐惧损伤家庭功能的同时，对病人生活亦产生了巨大影响。张华等^[15]研究显示妇科癌症复发恐惧的生活质量明显降低，且癌症复发恐惧与生活质量得分呈现明显的负相关。杨峰等^[16]研究显示，鼻咽癌病人癌症复发恐惧对病人生活及家庭均产生巨大的影响，常常出现焦虑、怀疑心理。这都说明了癌症复发恐惧对病人生活质量影响较大，究其原因，可能是此类病人对身体变化过分关注、医疗信息和延续性护理的强烈需求、对家庭成员的影响和愧疚心理以及失眠、纳差、焦虑等生理症状群所致^[17]。本研究相关分析显示，乳腺癌术后病人的癌症复发恐惧与夫妻支持、生活质量均呈现明显负相关关系，而夫妻支持与生活质量呈明显正相关关系，此结果除了进一步证实癌症复发恐惧对夫妻支持和生活质量不利之外，还提示夫妻支持与生活质量亦有一定的关系，可能是癌症复发恐惧直接影响夫妻支持和生活质量的同时，也通过影响夫妻支持间接的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

此外，本研究发现发现年龄较小、临床分期较高、CSQ得分较低、FACT-G得分较低均是乳腺癌术后癌症复发恐惧的独立危险预测因子，这与现有的文献报道相类似^[18]。年轻乳腺癌病人处于事业上升期，需要承担的家庭和社会责任均较大，且人生阅历不足，突然遭受疾病的打击，心理承受能力不足，对肿瘤复发转移的担忧亦更甚。疾病临床分期越高，治疗过程越长，且恢复较慢，容易反复发作，因此对通常的身体及疾病变化更为敏感，容易引发恐惧心理^[19]。较低的CSQ与FACT-G得分作为乳腺癌术后癌症复发恐惧的独立危险预测因子也进一步证实了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夫妻支持和生活质量水平反过来反映了病人癌症复发恐惧心理，临床中应针对病人制定个体化干预措施以改善病人预后。

综上所述，乳腺癌术后病人癌症复发恐惧心理发生率较高，其对病人的夫妻支持、生活质量均产生较大的影响，临床中应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病人夫妻支持及生活质量，同时开展乳腺癌健康知识心理教育以降低癌症复发恐惧，进而提高病人的生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