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外科科室病床数量以及外科常见疾病类型，分别从胃肠外科、肝胆外科、肿瘤外科、泌尿外科及骨外科中随机抽取外科住院病人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样本量为量表中条目数最多的10~20倍，并考虑15%的样本损失量，确定样本量为420例。纳入标准：(1)年龄≥18岁, 意识清楚，有正常沟通交流能力；(2)择期手术病人；(3)自愿参与研究。排除标准：(1)合并精神疾病或严重认知功能障碍者；(2)听力障碍、视力障碍等影响正常沟通交流者。

(1) 一般资料调查表。通过文献阅读法，确定对健康素养可能存在影响的因素，列入一般资料进行调查，调查表包括社会人口学资料和疾病相关资料。(2)C-AAHLS。由吴清等^[8]在DEBORAH编制的基础上进行了汉化，是针对病人群体的一般性的健康素养测量工具。量表共11个条目，涵盖3个维度：使用书面健康信息能力(4题，条目1、2、3、4)、与健康照护提供者沟通的能力(3题，条目5、6、7)、健康信息的评价和应用能力(4题，条目8、9、10、11)；每题选项为“几乎不” “有时” “经常”，其中条目1和条目4为反向计分，分别计分为3、2、1分，其余条目均计为1、2、3分。将11个条目得分相加，计为健康素养总分，总分11~33分。量表总体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11，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18~0.764。预试验中重测信度为0.716。

获取病人知情同意后，由于医护人员对术后病人已进行围手术期的健康教育，利于调查员了解病人对健康信息的理解，明确其健康素养水平，因此选择在病人进行完术后集中治疗护理后，与其进行病房内面对面访谈。每完成一份问卷后，调查员当场确认有无漏项、填写错误，并针对有逻辑错误的题项进行再次核对。本研究共发放问卷420份，回收有效问卷402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8%。采用双人核对录入数据以确保准确无误。

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

本研究共纳入402例外科住院病人进行分析，年龄(53.66±14.73)岁，男性51.0%(205/402)；职业以农民为主(240例，59.7%)；文化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主(257例，63.9%)；家庭人均月收入以5 000元及以下为主(318例，79.1%)；长期居住地以农村为主(248例，61.7%)；住院费用主要来源于自己与配偶(216例，53.7%)；对医院微信平台了解程度较低(226例，56.2%)。

健康素养总分为(23.16±4.00)分；3个维度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互动性健康素养、功能性健康素养、批判性健康素养；得分最高的条目为条目2，得分最低的条目为条目11(见表 1)。

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月收入、户口所在地、长期居住地、住院费用支付方式、住院费用来源及对医院微信平台了解程度病人间健康素养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P < 0.01)(见表 2)。

进一步分别以健康素养及各维度健康素养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为自变量，自变量赋值见表 3，进行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长期居住地、住院费用来源及对医院微信平台了解程度均为影响外科住院病人互动性健康素养、批判性健康素养及总健康素养水平的独立影响因素(P < 0.05~P < 0.01)；长期居住地和对医院微信平台了解程度均为功能性健康素养的独立影响因素(P < 0.05和P < 0.01)(见表 4)。

健康素养取决于个人素养及知识水平，社会技能和读写能力的发展不足都会限制个体接受的健康教育程度，以及信息接受和利用技能的水平^[9]。知识水平低的病人，对在线健康信息的信任度较低^[10]，自我评估在线健康信息质量技能较差，缺乏对健康信息的批判性思考做出正确健康决策的能力。邓敬群等^[11-12]研究发现，医护人员可通过采用视频结合图片的健康教育方式提高病人知识水平，但该类群体健康素养水平目前普遍较低。本研究结果显示，外科病人健康素养总体处于中等水平，这与吴丽红等^[13]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分析原因认为可能与我国相关医疗政策有关：随着“互联网+医疗健康”政策的实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开展，病人进行健康咨询和接受健康教育更为便利。此外，本研究结果显示，外科病人互动性健康素养得分最高，批判性健康素养得分最低，这与郑战战等^[14]对慢性心力衰竭病人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外科病人更倾向于通过与医护人员的沟通，以便更直观地获取和自身健康相关的信息，提示医院管理层在重视合理调配医护资源，提高护理人员对病人实施健康教育的执行力^[15]的同时，引导病人在护患沟通过程中对健康信息进行思考与判断。在对各条目分值的分析中，条目2得分最高，或与个人的知识素养水平、读写能力以及同伴关系有关，提示护士应关注医患、病友间关系发展；条目11得分最低，其原因可能包括：本研究对象以中老年者居多，中老年外科病人网络信息及移动医疗接触较少；其次，传统“家长式”医患关系中，医患之间不对等，病人较少参与到其疾病决策中，造成病人被动性接受医护人员对病人单方向输入和输出的健康信息，缺少咨询相关信息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为更好地促进外科病人提升个体化康复锻炼依从性，提高生活质量，建议医护人员以病人为中心，鼓励病人提问，加强病人参与感。

本研究结果显示，长期居住地为农村的外科病人，其健康素养水平显著低于城镇病人，这与魏民^[16]研究结果一致。可能与文化程度相对较低，获取健康相关知识的途径少^[6]，以及农村医疗卫生资源相对贫乏，健康信息来源有限有关。有研究^[17]表明农村病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向医护人员询问疾病相关信息的积极性较差，在与医护人员沟通时比较害羞，对医护人员提供的信息不理解时较少主动追问。因此，医护人员在医疗/护理过程中重视该类病人，根据其特征进行针对性的、直观的健康指导时，应向病人讲解并演示，如怎样向医生描述自身身体状况^[18]，并采用回授法明确病人对疾病知识的掌握程度，培养其对健康信息的批判思维，促进自身健康。

本研究回归模型显示，住院费用来源可负向预测健康素养总分及互动性健康素养、批判性健康素养维度得分，说明家庭成员共同承担住院费用的病人，相对于单方承担的群体，其总体健康素养及互动性、批判性健康素养水平更高。这与吴清^[19]研究结果存在差异，其在住院病人参与健康照护行为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研究中发现，住院费用来源与健康素养尚不存在相关关系。分析原因可能是家庭成员共同承担住院费用，可减轻病人经济压力和心理负担，病人在此情况下，参与健康照护行为及意愿的增强，有利于提高其治疗依从性，从而提升健康素养水平^[19]。因此，结合本研究结果，建议医护人员在进行医疗/护理决策过程中，应关注病人家庭的经济状况、情感状况以及个人心理状态，在进行有效健康投资(购买健康相关书籍、医疗检查等)的同时，增强自我效能，为病人营造一个良好的个体康复环境。

本研究结果显示，对医院微信平台了解程度可正向预测健康素养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即对医院微信平台了解程度越深，其健康素养水平越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智能手机受众群体的扩大，微信平台在医院的广泛应用，病人可在了解医院微信平台功能的基础上，接受医疗信息的推广与普及，以避免因健康素养水平有限而造成其在自我护理和决策方面自主权的降低^[20]。有研究表明，微信平台有利于个体获得良好的健康指导与行为监督，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21]，基于微信平台的健康教育可提高病人的自我管理能力，从而提高其健康素养水平^[22-24]。因此，建议医院在借助微信平台对医疗服务便利化的同时，加强健康信息在医院微信平台上的推送力度，用视频、图文等丰富易懂的形式展示健康信息，以提高病人的健康素养水平。

综上，医护人员在进行健康促进和健康教育的过程中，帮助病人获取社会支持、医疗资源的同时，应提高培养病人对医疗信息鉴别与评估能力的重视度，提升健康素养水平，从而改善健康结局，促进个体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