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2020年1月至2021年1月从我院随机抽取符合纳入标准的120例老年脑卒中病人纳入本研究。纳入标准：(1)符合中国脑卒中诊治指南诊断标准^[6]，确诊为脑卒中；(2)年龄>60岁；(3)病情稳定，无意识障碍，可正常沟通交流，可清晰表达自我意愿及诉求；(4)自愿参加本研究，病人及家属已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既往有精神类疾病或较严重的心理疾病；(2)近2年内遭受过重大心理创伤，如亲人意外离世、家庭变故等。120例老年脑卒中病人中，男82例，女38例；大专及以上21例，中专与高中75例，小学及以下34例；离异或丧偶28例，分居者18例，已婚者74例；与家人一起生活76例，独居者44例；家庭人均月收入 < 1 500元88例，1 500~2 999元20例，≥3 000元12例；付费方式自费者23例，居民合作医疗77例，职工医疗保险15例，公费医疗5例；有并发症103例，无并发症17例。

研究对象入院后第2天向其发放一般资料调查表、医学应对方式量表(MCMQ)、一般自我效能量表(GSES)和脑卒中健康行为量表(HBS-SP)，填写时间为30 min，当场收回。(1)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并发症情况等。(2)HBS-SP^[7]：该量表共涵盖6个维度，分别为运动(6个条目)、责任(3个条目)、烟酒(2个条目)、服药(4个条目)、指令(4个条目)和营养(6个条目)，共25个条目，除了烟酒维度和服药维度为反向计分外，其余条目均为正向计分，每个条目选项及评分为从不(1分)、有时(2分)、经常(3分)、常规进行(4分)，单个条目平均分为2.5分视为健康行为处于中等水平，>2.5分为健康水平处于较高水平， < 2.5分为健康水平处于低等水平。(3)GSES^[8]：该量表共包含10个条目，均为正向积分，单个条目选项及评分标准为完全不正确(1分)、有点正确(2分)、多数正确(3分)和完全正确(4分)，总分为10~40分，总得分高低与自我效能高低呈正相关，得分≥80%总分为自我效能较高，得分在>60%~ < 80%为自我效能处于中等水平，得分≤60%总分为自我效能处于低水平。(4)MCMQ^[9]：该问卷共包含3个维度，分别为面对(8个条目)、屈服(5个条目)和回避(7个条目)，共计20个条目，单个条目评分为1~4分，其中有8个条目为反向计分13、18、19条目。

由3名经过问卷调查相关技能培训的护士实施纸质问卷调查，调查前需告知病人及家属调查的目的、意义以及注意事项，待病人及家属签署知情文件后发放问卷。若病人无法自行完成问卷填写或对问卷内容有疑问时，护士可协助病人完成问卷或代为填写问卷。问卷作答限时30 min并当场收回并及时筛查有无错填、漏填等情况。本研究共发放120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20份，回收有效率为100%。

采用t检验和Pearson相关分析。

老年脑卒中病人应对方式总分为(41.49±4.73)分，其中面对维度得分为(16.18±4.59)分，回避维度得分为(19.48±2.78)分，屈服维度得分为(8.71±2.16)分，与全国成人常模得分^[10]比较，面对维度评分低于全国常模(P < 0.01)，回避维度高于全国常模(P < 0.01)，屈服维度与全国常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老年脑卒中病人自我效能平均(25.93±3.35)分，自我效能处于低等水平者占3.33%，自我效能处于中等水平者占79.17%，自我效能处于高等水平者占17.50%，即近80%的病人自我效能处于中低等水平。

结果显示，老年脑卒中病人健康行为得分为(64.09±8.06)分，量表条目均分为(2.24±0.43)分，各维度条目评分从低到高依次为责任、运动、服药、指令、烟酒和营养，分别为(1.83±0.64)(2.03±0.57)(2.11±0.62)(2.60±0.56)(3.28±0.68)和(3.53±0.50)分。

老年脑卒中病人的自我效能与应对方式3个维度之间存在中低度相关性(P < 0.05~P < 0.01)，面对维度与自我效能之间呈正相关关系(r=0.563，P < 0.01)，回避维度和屈服维度与自我效能之间呈负相关关系(r=-0.481、-0.625，P < 0.05和P < 0.01)。老年脑卒中病人自我效能与健康行为总分及各维度之间均呈正相关关系(P < 0.05~P < 0.01)。老年脑卒中病人应对方式中，面对维度与健康行为及各维度得分均呈正相关关系(P < 0.05~P < 0.01)，回避和屈服与健康行为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呈负相关关系(P < 0.05)(见表 2)。

本研究发现，老年脑卒中病人的应对方式总分低于全国常模，这与谭琳等^[11]的研究报道基本一致。多数脑卒中病人发病后会伴有言语不利、肢体偏瘫等表现，继而导致病人自理能力下降，影响其社会功能的实现^[12]；应对方式评分中回避得分高于常模，这表明多数老年病人患病后短时间内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无法接受肢体活动和语言方面出现的障碍，故采取“鸵鸟政策”缓解恐慌、焦虑等负性情绪，这种回避方式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病人的心理冲击^[13]，这提示临床护理人员应及时了解老年脑卒中病人的应对方式，对采用消极、回避方式应对者及早采取心理干预措施，令其能够尽快接受脑卒中所带来的肢体障碍以及心理创伤，积极地应对。

脑卒中病人的自我效能可影响其健康行为，但同时也会因情绪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14]。本次调查发现，120例老年脑卒中病人的自我效能水平处于中低等水平，这表明多数脑卒中病人对于肢体功能恢复普遍缺乏信心，考虑与老年病人丧失部分生活能力，需他人协助方解决生活问题，担心成为子女的负担，害怕遭到家人或朋友歧视等担忧有关。同时本研究发现有17.50%的老年脑卒中病人的自我效能较高，这与这部分病人已处于病情恢复期，肢体功能已经部分恢复，生活质量得到了有效提高有关。这提示护理人员应通过充分临床干预提高病人康复的信心，帮助病人逐步调节心理状态，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疾病，逐步提高自我效能，促进肢体功能的恢复。

有研究^[15]报道称健康行为与脑卒中发病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健康的生活方式可有效预防脑卒中。本研究中，老年脑卒中病人健康行为总分为(64.09±8.06)分，与刘华玲等^[16]对老年脑卒中健康行为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但本研究中，高水平健康行为者占比较低，整体脑卒中病人的健康行为有待提高。健康行为不同维度分析显示，而只有35.5%的老年脑卒中病人健康行为处于高等水平，因此其健康行为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本研究中，服药维度得分处于中等水平，这表明老年脑卒中病人的服药依从性并不高，这与李亚男等^[17]研究结果不相符，原因考虑与疾病特征以及老年人的心理应对方式有关，而提高病人的服药依从性可有效降低脑卒中复发风险，改善临床预后^[18]。同时，服药维度得分不高还可能与护士实施健康宣教时的方式、方法不当，老年病人无法有效获取服药相关知识有关，这提示护理人员应重视脑卒中病人护理干预的方法，逐步提高病人的服药依从性。本研究中男性发病率相对较高，这考虑与男性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工作性质有关，男性饮酒、吸烟的暴露程度明显高于女性，而吸烟饮酒均为脑卒中的危险因素^[19]。需要注意的是，健康行为中的运动维度得分较低，这说明多数老年脑卒中病人日常运动意识不足，缺乏体育锻炼，临床护理过程中需重点加强这方面的健康宣教，为病人制定个体化的运动方案，并强调运动对于肢体功能恢复的重要性，提高其运动意识和健康责任意识。

本研究发现，老年脑卒中病人自我效能与健康行为呈正相关，自我效能越高的病人，其完成运动锻炼、合理饮食等健康行为方面的信念和动力越强，对于疾病的态度愈加积极，更有利于其增强对自身健康问题的关注度，这与梁函等^[20]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这提示护理人员需主动引导病人探索疾病带来的积极影响，重视开发、挖掘老年脑卒中病人的个人潜力和心理资本，促使其不断提高健康行为。同时，本研究发现，应对方式与健康行为之间存在密切关联，采取回避、屈服应对方式者，其健康行为评分多较差，这说明不同病人对疾病的应对策略不同，认知决定行为，故可同时表现为行为习惯的不同，这与相关的研究结果相符^[21]。这提示在临床工作中护理人员需重视不同应对方式对疾病恢复的有效影响，引导病人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疾病，逐步改变其对疾病的认知，促进健康行为实践。此外，本研究发现应对方式与自我效能之间密切相关，自我效能普遍较高者多能积极面对疾病，快速适应疾病带来的不适和挑战，并对疾病恢复和未来生活十分乐观，故适当提升病人的自我效能同样有助于病人改变应对方式，从回避、屈服转变为积极面对，护理人员应注意二者之间的关联，加强临床干预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