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初在安徽省六安市某高职学校选取1 826名1~3年级在校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对在校并愿意配合调查的学生，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2 000份调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1 826份，问卷有效率为91.30%。其中男生364人(19.93%)，女生1 462人(80.07%)，年龄(19.55±1.21)岁。

对所有调查员进行培训，使用统一指导语，严格要求规范化操作。向调查对象发放问卷，以无记名方式填写调查问卷，收集学生的基本信息、焦虑症状、手机依赖和睡眠质量情况。

包括性别、年级、年龄、是否是独生子女、家庭居住地、自评家庭经济状况、自评学习成绩、父母文化程度等内容。饮酒和吸烟行为；吸烟界定为最近1个月每天吸烟1支以上；饮酒界定为最近1个月饮酒1次以上。

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评定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评定受试者最近1个月的睡眠质量，该量表由19个自评条目和5个他评条目构成，具有较好的信效度^[8-9]。量表中参与计分的为18个自评条目，包含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应用和对日间功能的影响7个成分，每个成分按0~3分4级评分，将7个成分得分相加即为PSQI总分，得分越高表示睡眠质量越差。以PSQI总分>7分界定为有睡眠质量问题。

采用青少年手机使用依赖自评问卷^[10-11](self-rating questionnaire for adolescent problematic mobile phone use，SQAPMPU)，该问卷共包括13个条目，分3个维度，分别为戒断症状(6个条目)、渴求性(3个条目)和身心影响(4个条目)。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和分半系数分别为0.87和0.80。所有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标准，每个条目有5个选项(“从不” “偶尔” “有时” “经常”“总是”)，分别按1~5分评分，得分越高，表示对手机依赖的程度越高。问卷总分介于13~65分之间，以总得分≥27分界定为有手机依赖症状。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评定受试者焦虑的主观感受，该量表由20个条目组成，具有较好的信效度^[12]。按症状出现频度，采用Likert 4级评分，每个条目有4个选项(“没有或很少时间” “小部分时间” “相当多时间” “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分别按1~4分评分，将20个条目得分相加得总粗分，用粗分乘以1.25后，取其整数部分，得到标准总分。以标准总分≥50分界定为有焦虑症状。

采用χ²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分析。

高职学生焦虑症状、手机依赖症状和睡眠质量问题的检出率分别为23.49%、26.78%和15.61%。女生手机依赖和睡眠质量问题检出率高于男生(P < 0.01)；大三学生焦虑症状和睡眠质量问题的检出率高于大一和大二学生(P < 0.01)；自评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手机依赖症状和焦虑症状的检出率高于自评学习成绩一般和较好的学生(P < 0.01)；有饮酒行为的学生焦虑症状、手机依赖症状和睡眠质量问题均高于无饮酒行为学生(P < 0.05~P < 0.01);非独生子女睡眠质量问题检出率高于独生子女(P < 0.05)(见表 1)。

控制性别、年级、自评学习成绩、父亲文化、饮酒行为等因素，分析焦虑症状、手机依赖对睡眠质量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相比较没有焦虑症状的高职学生，有焦虑症状的学生出现睡眠质量问题的风险是其3.343倍(95%CI:2.545~4.390)，相比较没有手机依赖症状的高职学生，有手机依赖症状的学生出现睡眠质量问题的风险是其1.910倍(95%CI:1.448~2.519)。焦虑症状与手机依赖症状是睡眠质量问题的独立危险因素(P < 0.01)(见表 2)。

为进一步了解焦虑症状、手机依赖与睡眠质量的关联，logistic回归模型中，控制自评家庭经济、父亲文化、吸烟行为和饮酒行为后，对抑郁症状和手机依赖进行分层，分析结果显示，3组有抑郁症状且有手机依赖的高职学生出现睡眠质量问题的风险最高(OR=4.642, 95%CI:3.315~6.501)(见表 3)。

横断面调查显示，六安市高职学生睡眠质量问题检出率为15.61%，高于合肥市、杭州市同类研究^[13-14]的检出率，低于赣州市的检出率^[15]。不同研究间检出率的差异可能是因为学校类型、样本量大小及评定标准的差异所致。高年级学生和女生睡眠质量问题检出率较高，可能与毕业班学生要面临考验、就业压力更大，女生性别角色所表现出的敏感、焦虑更为凸显有关。本研究中手机依赖症状的检出率为26.78%，与陶舒曼等^[11]对医学院校学生调查的检出率相近。女生和父亲文化程度较高的学生手机依赖症状的检出率较高，这可能与家庭经济状况及传统的“穷养儿子富养女”的观念有关。高年级学生和自评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焦虑症状的检出率较高，可能就业压力有关。

Logistics回归分析模型结果显示，焦虑症状和手机依赖症状均为睡眠质量问题的独立危险因素，有焦虑症状学生和有手机依赖症状学生睡眠质量问题发生的风险分别是无焦虑症状学生和无手机依赖症状学生的3.343倍和1.910倍。PRASAD等^[16]报道手机依赖症状与大学生学业成绩的下降及焦虑症状显著相关，KIM等^[14]报道六年级学生的手机依赖与焦虑症状和父母的抚养态度相关，在女生中表现为为了缓解焦虑而过度使用手机，而在男生中则表现为母亲娇惯的抚养态度致使孩子过度使用手机。另有研究^[13]结果显示，情绪症状和手机依赖症状均与睡眠质量问题有关，并且可能存在交互作用。对手机依赖的程度越严重，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玩手机的时间需求，则越容易表现出焦虑的情绪症状；而另一方面，许多有焦虑症状的学生往往渴求通过手机游戏、微信、网上购物等方式来舒缓其情绪症状。在群体中，焦虑症状和手机依赖症状相互循环，越陷越深，并会导致睡眠质量下降等躯体症状。

本研究通过分层分析还发现，手机依赖和焦虑症状对睡眠质量问题存在交互作用，既有焦虑症状又有手机依赖症状的学生，其睡眠质量问题发生的危险最高。AUGNER等^[17]报道，青少年过度或不正常的使用手机与某些心理变量(慢性压力、焦虑抑郁等情绪症状)之间有显著关联。情绪症状慢慢积累，久而久之，躯体功能也可能受到影响，表现出一定的躯体症状。SAHIN等^[18]研究认为手机依赖现象越严重的个体睡眠质量越差，睡眠质量的恶化又会引起心理、生理的不适，比如焦虑、抑郁以及自伤行为、自杀意念等。交互作用结果提示焦虑症状增加了手机依赖与睡眠质量问题的关联性。

本研究尚存在一些同类研究不可避免的缺点。其一，横断面调查不能证实因果关联；其二，本次调查研究仅选取一所高职院校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代表性可能有所欠缺；其三，问卷调查存在信息偏倚。多地区、多类别学校、大样本的横断面调研和前瞻性队列研究应为下一步研究的目标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