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9月13日，我来到蚌埠医学院，开始接受临床医学教育。1966年因为“文化大革命”，全国各地的中学和大学停止了招生，到1970年才恢复，中间有5年的时间空白。这期间不论是中学还是大学，大多数老师都下放到工厂、农村、“五七”干校劳动去了，只有少数老弱病残的老师留守学校，学校处于关门状态。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高等院校开始招生复课。文件规定高等学校招生废除历来实行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改而“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从工厂、农村、部队推荐一批年轻人(知识青年)上大学，名称叫“工农兵学员”。为什么采取推荐的办法呢？因为当时恢复招生最大的困难是：第一，没有应届高中毕业生，没人来考；第二，大学里没有老师，没人出考卷、评阅考卷。当时高等学校的学制缩短为二至三年，口号是“哪来、哪去”，又叫“社来、社去”，就是从哪里来的，学完毕业之后再回到哪里去。有的年轻人想着读完书还要回当地，所以更愿意去当工人或参军。那年，蚌埠医学院给了我们县10个临床医学工农兵学员名额，因为我是赤脚医生，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获得了推荐。被推荐者经过层层把关，体检合格后，回家等通知。

我记得是9月初接到正式录取通知，9月13日我们10个人背着行囊，坐上一辆公共汽车从县里出发来到了蚌埠市，学校在公共汽车站设有接待点。我印象中是一位在校留守的葛老师接应我们，与他一起的还有另外两位年轻人，推着一个木板车，接过我们的行李放在木板车上送我们到学校，正式入学报到。

入学后的第一个学期，基本上没有正式上课，军训2个星期，然后到工厂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与他们一起参加劳动生产。我们当时去的是淮南煤矿，和工人一起下到800米深的煤矿里。刚开始下矿井的时候我们还很害怕，尤其是钻黑黢黢的煤洞，煤矿工人头盔上有个灯，工人们都是用灯照着前面的路，走得很快，我们则是用灯照洞顶，因为怕煤块掉下来砸到头，小心翼翼的走。当时一次下井工作要干满8小时，下井前要自带一天的干粮，说是干粮，其实就是馒头和白开水，连咸菜都没有，就这样，我们在矿区劳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那个艰苦的条件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想象，但奇怪的是当时我们没有一个人发牢骚，都是尽最大的努力完成一天的工作任务。回过头来看，正是那段经历(包括在农村劳动)培育了我们吃苦耐劳的意志和对待困难挫折的态度，后来在科研工作中遇到任何问题，都能保持心平气和的心态，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结束了，学校又安排学生接受农民再教育，我们来到了凤阳县的一个五七农场，和农场里的农民一起下田干活，不干活的时候老师就带着我们上山采药，一边采药一边教我们认识草药，讲解草药的药理作用。有时候遇到当地的农民和家里人生病，老师就一边看病，一边根据病例教学，例如遇到肺炎病人，就告诉我们肺炎病例的肺部啰音是什么样的，让我们都来听辨，这就是当年的案例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现在很多高等医学院校仍然在采用。这种教学模式，当时叫“开门办学”。实际上，我们当时完全没有任何基础的医学知识，老师就这样教。我因为有一段赤脚医生的经历，还能一知半解听懂一些，有的同学听下来完全不知所云。记得当时就有同学学不下去跑回家去了，回家后想想又觉得不甘心，又跑回来接着学。

第一个学期就这样过去了。那个时候最困难的问题是老师都下放到工厂或五七干校劳动去了，学校没有授课的老师。要等老师慢慢地调回来，走程序也很漫长。留守的老师要么是身体不好，要么有什么“问题”，留在学校看守。值得赞扬的是，他们可能不是大知识分子，不是最有才学的老师，但这些老师非常认真，责任心非常强，希望把他们所有的知识竭尽所能都教给学生，生怕学生学不会，想方设法教会你。这种教书育人的敬业精神，对我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

第二学期开始，学校的老师陆续回来了，但也不是所有学科的老师都有。课程那么多，没有那么多老师，所以许多课都合在一起上，比如说病理、生理、生化合在一起一个老师讲授，一个老师授课的好处是这个老师能够把握每门课讲的什么知识，合理的分配时间，不至于重复讲。虽然老师不是专门讲生理的也不是专门讲生化的，但是他准备很充分，备课非常认真，不放过任何一个知识点。那个时候上课，教室里面鸦雀无声，只有老师抑扬顿挫的讲课声，学生的目光齐刷刷跟随着老师的粉笔，求知若渴的场面非常感人。当时解剖老师既教解剖又教手术，手术老师既教手术又教解剖。当时还闹过一个笑话，这个故事我们班的同学一辈子都忘不了。我们学校一个教解剖最好的老师，非常有经验，他可以闭着眼睛把人体解剖的所有知识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但让他教我们手术就有点为难他了。有一次这位老师给我们演示一个疝气手术，他在手术台上找疝囊，找了半天都找不到，满头大汗，我们也跟着着急，最后终于抓到一个什么东西，他很高兴的说“找到了，找到了。”他说是疝囊，我们学生也不懂，也很雀跃跟着说是的是的，有个外科医生刘老师这时来到现场，他个子很高，大家都喊他“大老刘”，是非常好的一位老师。他靠近手术台伸头一看，说“老兄，你找的是什么东西？”“疝囊。”“不对，这是膀胱！”。第一次看老师给我们示教疝修补手术，碰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都理解解剖教得再好，手术却是另外一回事。但那个时候只能这样安排，第一是因为老师缺乏，一人担任几个角色；第二是因为毛主席讲“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文化大革命前临床医学是5年制，我们那个时候要缩短到3年，那些基础课、医学基础课和临床课的学习内容必须压缩，或整合在一起讲授。老师教给我们的都是最基本的医学知识，脑海里完全没有什么新业务、新概念和新技术的印象。医学基础课和临床课没有上完，第二年就开始实习了。实习的医院大部分是县级医院，少数为地、市级医院。我们小班去了当年下矿劳动的淮南煤矿，分配到该矿第一医院(九龙岗矿工医院)实习。在那里边实习边上课，老师在临床中一个病一个病的讲授，教课内容从基础理论到临床诊疗，类似于现在说的整合课程。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即PBL)，特别强调的就是动手能力训练。我在手术室做过器械护士，年轻视力又好，关键是想学、爱琢磨、肯动手，穿针比护士还熟练；在儿科病房里打头皮针，可以和护士比赛，那个时候练就的一身技能在日后的科研工作中有了用武之地，动物实验不用请护士，都是自己给实验动物打针，很大程度提高了科研的效率和效能。当时我们动手操作的机会非常多，胸穿、腰穿等，只要你愿意学，老师都乐意教，并且放手不放眼在一旁悉心指导，我算不上是聪颖的学生，但是比较认真、勤奋，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我都愿意做。如果某个老师说“孝平，你去把什么什么事情去办了”，我都乐不可支地应声而到，尽所能把事情办好交给老师。获得老师的信任，也就有了更多的学习锻炼的机会，我也非常珍惜每一次机会，不知不觉中有了长足的进步。有一次谷先朝老师(见图 1)带我做一台阑尾手术，从开皮到缝皮20分钟完成，老师很高兴，认为我是做外科医生的料子，老师在病房里可劲夸我，实习点的其他带教老师也知道了，王永恒老师还把这个事情作为典型事例上报给学校。1972年，学校安排我们6位同学一起到我的家乡阜阳县医院实习。带我的老师也非常好，因为那年比较冷，交通又不方便，当时医院的医生很少，于是我春节就没回家，每天跟着老师一起在科室值班。春节期间所有的阑尾、胃穿孔等急诊手术，几乎都是由我上台主刀做。有个胃穿孔修补手术，整台手术做下来仅花了45分钟。按照现在的标准，一位实习生能以这样短的时间就完成一台胃穿孔修补术，简直难以想象。带我的老师是施开炯主任(见图 2)，事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当时县医院的领导李院长，等我实习结束的时候，他们便以医院的名义写了一封正式公函给蚌埠医学院，希望把我留在当地医院工作。上述这些经历，为我留校成为一名外科医生埋下了伏笔。

图  1  2021年我去淮南巿拜见了谷先朝老师

图  2  2019年我回到当年实习的阜阳县医院(现改名为阜阳市肿瘤医院), 左六是施开炯老师

外科学是一门集科学、技术和艺术的综合体，尤其需要外科医生具有将手和脑的工作完美结合的能力，只有用精湛的操作技术来完成各种手术，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我的博士导师裘法祖先生说：丰富的实践经验是开展创新性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多次强调在专业临床工作中要做到“多听、多看、多做、多想”，培养医生不在课堂，是在锻炼中学出来的，我以我的经历深以为然。所谓天赋，其实是把别人做过一次的事情，重复做上无数次，是日积月累的坚持，持续付出反馈回来的结果。“若欲人助，必先助人”。

我们年轻时崇尚的是集体主义精神，个人的利益要符合人民群众和国家的利益，这种教育形成我们独特的世界观和家国情怀，在蚌埠医学院的学习期间，学校实行的是军事化的管理，9个班，一个班10人，一个排3个班，3个排是一个连，每天早上出早操，早操完了吃早饭，10个人一桌，很简单的伙食。那个年代，全国都在开展学雷锋做无名英雄，校园也不例外。我们班几个女同学，每天早上4、5点钟就起床，打扫学校操场，等我们出早操的时候，地面都是干净的，她们做了这个事情都不说，没事儿一样，过了很长时间才被发现是陈霞、庞登芳等几位同学做的，这就是当时学雷锋做好事不留名。还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如帮助同学洗衣服、打扫食堂等，大家相互帮助，有一个口号“一帮一，一对红”，更像是一个大家庭，大家相互帮助，脏活重活抢着干，都是发自内心主动自愿的。当时人与人之间那种质朴的氛围和同学之间真诚的友情，当今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特别值得回忆的是，当年我父亲因为肺结核咯血，病情很重，我到哪里实习，我父亲就到哪里住院治疗。这期间，我既要实习又要照顾生病的父亲，可以想象出精神和心理的负担是多么重。在这困难的时期，窦永兰、李文学、王怀明等多位同学伸出了援手，帮忙照顾，减轻了我的负担，使我渡过了难关。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觉得纯真温暖，感慨万千！我常常想，所有这些如果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现在这个社会该有多么美好。一些争名争利，脏活重活推给别人干，名利抢着要的人就会为人不齿。有学生说相由心生，老师心中有什么，看到的就是什么，这话说的也有道理，纵观历史，横看世界，“乐于助人”简单四个字，可谓触及人性，可以与“若欲人助，必先助人”一同理解。

当时不管到工厂还是去农村，到哪里都是走路，那时叫拉练。学生都是打个背包，徒步走，很多学生没有更换的鞋子，走的满脚水泡、溃烂流水，没有条件治疗，连泡热水的条件都没有。有一次，我实在是坚持不下来，就坐了一次“收容车”，这个所谓的“收容车”其实是一个运货物的大卡车，顺便搭乘一些掉队的学员。从学校到实习的地方要走一天多的时间，来去都是走路。那个时候没有教材，都是老师自己写的讲义，然后刻钢板印出来发给学生，有时候上课铃响了，大家等着老师带着几个班干部捧着刚刚印出来还带着油墨味的教材急匆匆走进教室。当时老师大都住在校园里面，学生有不懂的地方，夹着书本就直奔老师家，根本不需要提前预约。我有几次就是在吃饭的时候找程庆君和黄恭康老师，老师放下饭碗给我讲解，还会递给我一套碗筷留我吃饭。有一天晚上老师正在洗脚，见我进门，甚至还没有擦干双手，接过书本就开始讲解，我带着融会贯通的喜悦离开，回头看到老师家里那盏橙色的灯光在夜幕里熠熠闪光，这个场景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我以为那个时代是同学关系、师生关系最好的时代，虽然条件非常艰苦，但老师愿意教，学生愿意学，都在努力把当时现有的资源用到极致。

教育的目的不是学会一堆知识，而是学会一种思维，一种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触角，以及与这个世界相处、与周围其他人相处的方法，从而充分挖掘个人潜质，不为功利所累地选择人生目标，自由地为成长确定方向，为社会、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以我在蚌埠医学院的学习经历，学校论师资力量和教学质量确实不是最好的，而且学习的时间不长，但学校以学生学习为主，强调打好基础。最难得可贵的是学校让学生知道为何而学，培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这种培养其实没有讲更多的大道理，而是用竭尽全力的态度和踏踏实实的做法，以一种身体力行的涓涓细流构筑了学生的认知，还有就是尊重知识、尊敬老师、爱护学生、团结友爱的校园氛围和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抽丝剥茧的探索精神。你能说耐挫教育不是教育？爱的教育不是教育？我在蚌埠医学院获取的这些教育让我终身受益。一直到现在，我始终主张应该回归到“三个好”——好的老师、好的学生、好的教材；并不是教得越多越好，也不是把知识硬灌才学得好，更不是学制越长学得越好，给学生独立操作的时间短了，没有培育学生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对于学生的成长来说不是好事。前武大校长刘道玉先生说：“真正的人才都是自学成才的。”我很赞同这个说法，曾任耶鲁大学校长20年之久的理查德·莱文也曾说过：“真正的教育不传授任何知识和技能，却能令人胜任任何学科和职业，这才是真正的教育。”也许，这就是教育的答案和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蚌埠医学院已经走得很远，相信将来会走得更远！

我在临床教学时有时候会拿我在蚌埠医学院学习期间的某一段经历来启发学生，他们听了觉得颇有裨益，有的学生还希望了解更多。时隔五十多年，那时究竟学到了哪些专业知识其实都已变得模糊不清，但闭上眼睛，老师的面庞、同学的笑容，会依序从脑海里掠过，他们以某个鲜活生动的表情顽固地盘踞在我的脑海；一些学习和生活的场景与片段串联在一起，被时光的雕刻机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澄净而温暖！每一段经历于人生都有其特殊的意义，有学生问我为什么那个年代的工农兵学员绝大多数成为国家栋梁之才，并且出来了很多位院士。我想应该与他们身上都有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有关，因为政审，一定程度确保了生源的道德品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家当时各方面的建设百废待举，急需专业人才，很多人都是铆足了劲带着建设国家的使命感来到学校。我在很多场合谈到年轻的知识分子只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让知识发挥最大作用，最终成就一番事业。那些仅仅是为了成名成家的人走不了很远。作为老师曾经的学生，我想与今天的老师共勉：尽可能地去关心关爱你的学生，你的一句话、甚至一个眼神会在不经意中影响学生的人生走向，对老师这个职业要心怀敬畏；对现在的年轻学子，我不想拿我们那个年代来作任何说教，“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想明白你对自己20年、30年后的社会定位，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用你的恒心和毅力朝着那个方向努力迈进，珍惜现在每一个学习机会，未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