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长河中，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从未停歇。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几次传染病事件包括古希腊的“雅典大瘟疫”、古罗马的“安东尼瘟疫”、拜占庭的“查士丁尼瘟疫”、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15世纪美洲的天花、19世纪的霍乱大流行以及20世纪的三次大流感^[1]。上述这些传染病疫情先后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新中国成立之初，传染病是造成当时我国居民死亡的主要病因，鼠疫、霍乱、麻疹、天花、伤寒、痢疾等传染病肆虐，由于缺医少药，传染病的总体病死率达22.92%^[2]，对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影响权重达到70%, 导致当时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而当时全球人均预期寿命为49岁^[3]。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医学的发展和卫生条件的改善，传染病的疾病谱发生动态改变。一些传染病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如天花、脊髓灰质炎因疫苗的推行和普及而被消灭，霍乱、斑疹伤寒等因卫生条件的改善发病率明显下降。但随着国际和国内交流日益密切、人员流动显著增加，各类传染病的传播速度也随之增快，区域性传染病可能造成全球性的流行。尤其是新发传染病的出现，如果防控不及时，可快速造成大流行。新发传染病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新出现的或已经存在的，但发病率或发病地区迅速增加的传染病，例如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SARS)、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RES-CoV)、2013年的H7N9禽流感、2014年的埃博拉出血热、2019年底的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感染(COVID-19)以及2022年的猴痘病毒(Mpox)等新发感染病。

目前我国法定的传染病分为甲类、乙类和丙类共40种，甲类有霍乱和鼠疫2种，属于强制管理的烈性传染病，要求发现后2 h内上报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系统。乙类共27种，其中传染性SARS、炭疽中的肺炭疽、脊髓灰质炎必须采用甲类传染病的报告和控制措施。自2020年1月以来，COVID-19纳入乙类传染病按照甲类传染病的办法管理。2022年12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从2023年1月8日起回归乙类传染病管理，并更改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根据《2021年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概况》，2021年全国共报告法定传染病6 233 537例，死亡22 198例。其中，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2 727 282例，死亡22 179例。我国传染性死亡病例前三病种分别是艾滋病、肺结核和病毒性肝炎。从1990年我国首例本土艾滋病病例被确诊^[4]，艾滋病病例数快速增长，截至2021年底，我国报告现存艾滋病病例114万例。结核病是一种古老的传染病，2021年我国肺结核发病人数为64万例，呈现患病率高、死亡率高、耐药率高等特点。2021年病毒性肝炎的发病人数为123万，居我国传染病发病人数首位。而截至2022年12月底，我国SARS-CoV-2感染人数累计为191万例，死亡5 242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组织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大力开展传染病防治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5-6]。

1949-1978年，党和政府贯彻预防为主的指导方针，在1950年召开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随后颁布了《传染病管理办法》。逐步建立三级医疗卫生体系，即城市建立市、区、街道门诊，农村建立县、社、队三级卫生分层体系。在广大农村推广了“赤脚医生”制度，为传染病的防治建立稳定的体系保障，对深入开展卫生知识宣传和爱国卫生运动，以及人民健康保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阶段，天花、鼠疫、霍乱、伤寒、麻风、血吸虫等各类常见传染病都得到有效的控制，基本消灭性病和血吸虫病。

1979-2002年，党和政府继续以预防为指导方针，疫苗是公认的最成功、最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我国先后共15种疫苗免费向人民群众或重点疫情地区的易感人群提供。通过全国大规模的计划免疫推广，使我国的传染病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天花、脊髓灰质炎被消灭或基本被消灭。

2003年至今，经SARS、H5N1禽流感、H1N1流感、H7N9流感以及COVID-19等疫情的暴发，我国面对重大传染病时的制度体系、保障策略、防控措施等已逐渐完备。我国不仅修订了《传染病管理办法》，还将传染病疫情与现在的大数据分析结合，搭建疫情传播模型，能够快速追踪轨迹，分析传染源，从而实现精准防控，减少疾病的快速传播，并建立了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体系。为应对COVID-19疫情，在党和政府的协调和指挥下，我国传染病的防控不仅为我国经济稳定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同时走出国门，肩负国际使命，援助非洲国家抵御埃博拉病毒的全球传播，并多次派出我国防疫专家支援国外疫情的防控工作，为国际传染病防治贡献“中国策略”。

2003年暴发SARS以后，为提高我国应对重大和新突发传染病的防控能力，国务院批准在2008年正式启动“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根据传染病防控需求，通过突破核心技术，完善传染病防控的科技支撑体系，提升我国传染病的诊、防、治水平。专项实施以来，我国防控突发传染病能力得到跨越式提高。我国成功构建全球最大的突发急性传染病预警、监测、实验研究体系，能够在4 h以内报告突发疫病事件，72 h内检测三百多种病原体。2020年国家卫生健康委为进一步完善传染病医疗服务体系，优化传染病医疗资源区域布局，设置了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以提升应对重大疫情救治能力，助力实现区域分开。

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先后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传染病诊、防、治专家。我国建国初期，即使科研水平有限，汤飞凡教授带领团队首次分离出沙眼衣原体，是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个中国人，汤飞凡教授致力于疫苗研发，成功研制出我国自己的牛痘疫苗、狂犬疫苗、白喉疫苗、黄热病疫苗以及世界首支斑疹伤寒疫苗，为我国天花等传染病的消灭做出了卓越贡献。顾方舟教授被称为“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其带领团队研制出脊髓灰质炎活疫苗，是中国组织培养口服活疫苗开拓者之一。抗疟药物青蒿素是由屠呦呦教授及其团队根据我国中药药方研发而成，是世界上最有效的抗疟药物，屠呦呦教授也因此成为首个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中国人。2013年H7N9禽流感暴发时，我国科学家在短时间内就明确了这种病原的基因结构、分子特征和起源，并阐明了重症化的机制^[7]。2020年初暴发的COVID-19疫情，我国科学家群体在一周内分离并鉴定出病原体，一个月内研制出核酸检测试剂盒，3~6个月内研发出早期疫苗，并成功地探索出应对重大疫情的科学防控与诊治策略，为中国抗击疫情取得战略性成功做出重大贡献^[8]。此次疫情暴发初期，我们团队向世界发布首份COVID-19病理报告，为SARS-CoV-2的致病机制提供了新的见解^[8]。世界卫生组织也肯定了我国传染病的防控能力以及应对新发传染病的科技创新能力，不仅对本土疫情进行科学防控，还为世界提供“中国技术”和“中国方案”。

COVID-19从2019年底在武汉暴发，我国及时采取了封城以防止疫情扩散等防控措施，在2~3个月内很快控制了疫情。3年来，COVID-19疫情呈现多点散发，局部暴发和持续高发的复杂情况，党中央和政府高度重视，并根据我国的国情，制定“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落实“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与国际疫情相比，我国的防控策略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发病率和死亡率。总体上做到了早发现、早控制，在最短时间内控制疫情传播。同时，全国推广疫苗接种，截至2022年12月, 全国已经累计接种约35亿次。由于病毒不断进化变异，先后出现Alpha、Beta、Gamma、Delta及Omicron变异株，尤其是Omicron变异株等是目前最流行的毒株，相对原始株，它的传播力更强，免疫逃逸更强。疫苗接种也只在一定程度上防感染、防发病，还存在突破性感染和再感染，使疫情变得防不胜防，但疫苗能够有效防重症和防死亡。随着疫情的发展，统筹规划好短期和长期、局部和整体的策略，根据国情及人民意愿，需要及时调整防控策略。

2022年12月7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在此前的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新十条”。通知要求科学精准划分风险区域，达到高风险区“快封快解”，保证学校教学活动及维持社会正常运转，优化调整隔离方式、保障群众基本购药及就医需求，加强对特殊人群疫苗接种，以防重症、防死亡为目标，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通过此次新冠疫情，再次认识到了突发传染病防控的重要性和艰难性，防疫工作是一场持久的战争，需要科学统筹医疗资源，提高医疗服务效率和连续性，做到全面有序放开。与此同时，也给我国医疗卫生机构短期内带来巨大压力，要求医疗机构具备新冠肺炎处置能力，明确分级诊疗流程、保障新冠治疗手段及药品等。

传染病暴发时，我们不仅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还要对病人进行有效的干预治疗，以提高病人生存率。为了更好地减轻人民经济负担，我国对一些传染病治疗提供免费治疗药物，如艾滋病、麻风、疟疾、结核和血吸虫病确诊后可领取免费药物治疗。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一些重大传染病暂时没有特效药，很难实现彻底治愈，当前只能用药物延缓疾病进展，迫切需要研发其他治疗药物和技术干预。特别是慢性传染病，如慢性乙型肝炎、艾滋病。这两种慢性传染病不仅缺乏彻底清除病毒的药物，而且持续的慢性感染对机体的免疫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导致病人免疫功能严重受损，在抗病毒治疗的同时，还需要免疫治疗促进病人免疫系统恢复。干扰素(IFN)-α被认为是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首选药物，能够直接抗病毒，并且调节免疫功能，但是一些不良反应限制其单独用药^[9]。免疫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IL)-2治疗，能够激活HBV特异性T细胞和NK细胞的功能，改善临床结局，也可作为治疗性疫苗接种的佐剂，抑制HIV特异性调节性T细胞的作用^[10-1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例如抗PD-1、抗Tim-3和抗CTLA-4)在体外证实能够恢复耗竭HBV或者HIV-1特异性T细胞的功能，但是尚未在临床上取得突破性进展^[12-13]。

我们团队针对疑难危重肝病和艾滋病临床治疗难题开展了系列探索性研究。目前对失代偿性肝硬化或肝衰竭的治疗仍然有限，肝移植仍然是提高生存率的唯一可用方法，但受到器官资源短缺、移植后排斥反应和经济成本的限制，免疫细胞或干细胞治疗可能是一种有前景的替代疗法，其中间充质干细胞应用最为广泛^[14]。此外，间充质干细胞在治疗重症COVID-19中也发挥重要作用，可促进病人肺部炎症吸收，减少肺部纤维化，减少相关后遗症，使病人长期获益^[15]。极晚期艾滋病人往往表现出严重的免疫抑制，普通的抗病毒治疗无法恢复病人免疫状态，利用同种异体过继免疫治疗，对晚期病人免疫恢复有一定疗效^[16]。但是，目前关于细胞治疗还在初期阶段，在体内发挥作用的机制还未阐明，仍需展开更多的研究推动免疫细胞治疗的发展。

从历史的角度看，传染病一旦暴发都会流行一段时间，人类与传染病斗争的过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人类也终将战胜这些传染病，也将不断面对新发传染病的挑战。面对当前我国新冠疫情的流行，我们更应该积极响应二十大会议提出的“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加强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有效遏制重大传染性疾病的传播”的号召，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加强自身免疫，接种相关疫苗，克服一切暂时的困难，做好个人防护及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扫除恐惧心理，我们坚信终将战胜当前的传染病，最终实现健康中国。